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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亡于麻将?

麻将是游戏的品类之一,在中国已流行了几百年,折射了中国的文化智慧。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是弥足珍贵的。何况,它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,不仅在中国

  麻将是游戏的品类之一,在中国已流行了几百年,折射了中国的文化智慧。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是弥足珍贵的。何况,它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,不仅在中国,甚至在全世界。但是,麻将在中国有“异化”的趋势,甚至成为了博彩的代名词。有人便想封杀麻将,我想不大可能,而且也不应该。其实,把博彩现象归罪于麻将,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,是人的创造力还不够,是人在逃避责任。 本文由网上真钱棋牌游戏www.qpyouxi.net编辑整理,介绍各种网上真钱棋牌游戏技巧,澳门赌场博彩技巧,提供各种网上博彩游戏,网上真钱游戏,免费试玩。希望明朝亡于麻将?这篇文章能给你提供帮助。

  麻将是游戏的品类之一,在中国已流行了几百年,折射了中国的文化智慧。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是弥足珍贵的。何况,它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,不仅在中国,甚至在全世界。但是,麻将在中国有“异化”的趋势,甚至成为了博彩的代名词。有人便想封杀麻将,我想不大可能,而且也不应该。其实,把博彩现象归罪于麻将,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,是人的创造力还不够,是人在逃避责任。

  在日本和欧美,玩麻将的现象也比较普遍,但他们在麻将游戏中,尝试了解和解决一个又一个不确定性的变局,注意从麻将游戏中发现科学的思维与方法,注重欣赏麻将推演过程中产生的美,体验游戏中的智力的角逐。现在,日本人又把麻将作为提升国民教养的“绅士运动”加以推广。同是麻将游戏,却产生不同的结局。我们应当好好地反省!在西方人看来,休闲时间是人们用来沉思、欣赏、创造的,因而休闲是神圣的;而游戏是生活的主题,是文化的基础。这些认识很深刻。麻将是地道的中国文化智慧的产物,并始终扮演着文化大使的角色,我们在输出智慧的同时,也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我们有责任呵护它、爱护它。

  元旦一过,年的气氛就渐渐浓了。在很多人的春节日程表上,吃饭、睡觉、打麻将是必不可少的三样。小小的麻将,在娱乐、社交、聚会等场合,都出演重头戏。当然,也有人讨厌麻将。爱有爱的理由,厌有厌的原因,每人都能列出若干条。很显然,麻将从“出生以来”就饱受争议。400年前,著名诗人吴伟业甚至将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,归咎于小小的麻将牌。

  宋江的脑袋值多少钱?马吊告诉你

  马吊究竟是什么?记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那里,找到了让人吃惊的答案。

  “这里的马吊其实是麻将的雏形,”马惠娣主任告诉记者:“不过,和麻将不同的是,马吊牌是一种纸牌游戏。说起来,马吊和江苏的渊源还颇深厚。明朝时期,马吊就是从江苏的昆山地区流传到大江南北的,并分化出北方的‘京吊’和南方的‘吴吊’等不同形式。”

  马老师告诉记者,她曾经见过明代的马吊牌,“一般一寸阔,三寸长,用裱好的几层厚硬纸印成。因为它是一页一页的纸牌,因而又叫‘页子’或‘叶子’,所以打马吊亦叫‘斗叶子’。”

  马吊全副有40张牌,花色分为十万贯、万贯、索子、文钱4种花色。其中,万贯、索子两色是从一至九各一张;十万贯是从20万贯到90万贯,乃至百万贯、千万贯、万万贯各一张;文钱是从一至九,还有半文(又叫枝花)、没文(又叫空汤)各一张。十万贯、万贯的牌面上画有《水浒》好汉的人像,如“尊万万贯”为宋江,“千万”为武松。

  那么,人们为何要把《水浒传》中的人物采用到叶子戏中呢?马惠娣解释说,关于这个问题,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认为,作为一种争斗的游戏,需要必胜的信心和勇武的斗志,这正是《水浒传》中梁山好汉们的品行所在。另一方面,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水浒故事,民间基础深厚,所以用水浒人物装饰牌面,人人喜欢。至于把梁山好汉的人名与钱数挂钩,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对这些人悬赏的标价,也就是说那是这些梁山好汉脑袋的价钱。

  吴伟业认为“马吊”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

  说起吴伟业,可能鲜有人知,但说起他写的《圆圆曲》,很多人都有耳闻。诗中的“恸哭六军俱缟素,冲冠一怒为红颜”一句,更是广为流传。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女人,借用爱情和美人来写王朝变化、权力更迭,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惯用的手法,因此,这种说法并不新奇。

  就是这位吴伟业,还写了一本叫《绥寇纪略》的书。《绥寇纪略》成书于顺治年间,作为明朝遗老的吴伟业,不仅真实地描写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,而且深刻思索明朝亡国的原因,发出了“明之亡,亡于马吊”的哀叹。

  众所周知,公元1644年,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。眼见大势已去,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紫禁城北的万岁山上吊自杀,悲愤地了断了明王朝276年的历史。据说,崇祯皇帝在自己的衣襟上留下了遗言,说:“朕自登基十七年,逆贼直逼京师,虽朕薄德貎恭,上干天咎,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”

  显而易见,明朝的灭亡,和李自成的起义、清兵的攻入,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。曾经给皇太子当过老师的吴伟业,不可能不知道。那他为何要发出“明之亡,亡于马吊”的叹息呢?他说的马吊,又是个什么东西,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?

  那么,明代人是怎么玩马吊的呢?

  马吊牌的打法和现在的麻将一样吗?

  明朝嘉靖年间,一个叫潘之恒的人,曾经详细记载了马吊的玩法:“以军令行之,法分四垒……各执其八而虚八为中营主将护之……选将以卢卜(即掷骰),植帜于坛,而三家环攻之。”

  由此看来,马吊牌由四人打,每人先取八张牌,剩余八张放在桌子中间。四人轮流出牌、取牌。出牌的原则是以大击小,牌的大小以“十字”、“万字”、“索子”、“文钱”为序,只有“文钱”一门是以小管大。打马吊牌有庄家、闲家之分。庄无定主,可轮流坐庄。因而三个闲家合力攻击庄家,使之下庄。

  作为一种游戏,马吊从一诞生起,就具备了流行的元素。马惠娣分析说:“一则马吊操作简单易行,一副牌,一张桌子,这就是全部的场地;二则马吊牌变化繁多,有很强的娱乐性,因此这种游戏方式深得当时人们的喜爱。”当然,马吊之所以流传甚广,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——它被人们用做博彩的工具了。由于引入了金钱、财物的因素,这些游戏就变得十分富有刺激性。

  明代官员夜以继日博彩输掉江山

  写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小说《金瓶梅》,第五十一回中就写了人们斗马吊博彩的场景。文中写到,潘金莲和李瓶儿去找陈敬济(注:西门庆的女婿)与西门大姐(西门庆的女儿)两口子,给了陈敬济一点银子,让帮她们买几块手帕。因为钱多,所以李瓶儿慷慨地让给西门大姐也带两块手帕。大家你谦我让,心里高兴,潘金莲就建议小两口拿出一点钱斗马吊,谁赢了谁请客,买烧鸭和白酒。结果,在潘金莲的指点下,西门大姐连连得胜,第二天的客就算她请了。

  明朝时期,马吊不仅是平头百姓喜欢的娱乐,在士大夫中间,也颇为流行。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,在他的《日知录》中,就详细记载了士大夫们对马吊的痴迷:“万历之末,太平无事,士大夫无所用心,间有相从娱乐者,至天启中,始行马吊之戏。”

  顾炎武特别指出,在江南和山东,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痴迷于马吊,痴迷到了什么地步呢?“穷日尽明,继以脂烛,人事旷而不修,宾旅阕而不接。”一早起来就打马吊,到了晚上就点起蜡烛继续打;官员连班也顾不上上了,公务就这么荒废着。明朝亡于麻将?,

  当然,马吊之所以对官员有这么巨大的吸引力,主要是官员借马吊博彩,更有甚者,通过赌场的输赢来买官卖官。为了制止这种情况,明朝法律坚决制止博彩,“今律犯博彩者,文官革职为民,武官革职随舍”。然而,看上去够严厉的法律在执行中却走样了,官员公然博彩,却未被绳之以法。至少从表面上看,是被官员给赌没了。

  王熙凤最擅长用“麻将”哄贾母开心

  在明末清初马吊牌盛行的同时,由马吊牌又派生出一种叫“纸牌”的游戏。和马吊牌一样,这种长二寸多,宽不到一寸的由纸制成的牌,也是供四人玩。纸牌开始共有60张,分为文钱、索子、万贯三种花色,其三色都是一至九各两张,另有幺头三色(即麻将牌中的中、发、白)各两张。斗纸牌时,四人各先取十张,以后再依次取牌、打牌。三张连在一起的牌叫一副,有三副另加一对牌者为胜。赢牌的称谓叫“和”。这种牌戏在玩的过程中始终默不做声,所以又叫默和牌。

  马惠娣举例说,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七回中写了一次游戏,应该就是指玩默和牌。在这一回里,贾母和薛姨妈、王夫人、凤姐四人一起打牌,并叫了鸳鸯来坐在贾母下首帮着看牌。她们“铺下红毡,洗牌揭幺,五人起牌。”斗了一回,鸳鸯见贾母已“听牌”,只等一张二饼,便递了暗号给凤姐。凤姐手里正有一张二饼,她故意踌躇了半晌,笑着说:“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。我若不发这一张,再顶不下来的。”薛姨妈说:“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。”凤姐又说:“我回来是要查的。”薛姨妈道:“你只管查。你且发下来,我瞧瞧是张什么。”凤姐便送到薛姨妈跟前。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,便笑道:“我倒不稀罕它,只怕老太太满了。”凤姐赶紧装糊涂,笑着说:“我发错了。”这个时候,贾母兴高采烈甩下牌来,说:“你敢拿回去!谁叫你错的不成?”

  从《红楼梦》中看,“纸牌”的打法和现代麻将几乎完全一样。不过,清初的纸牌只有60张,后来,人们感到纸牌的张数太少,玩起来不能尽兴,于是把两副牌放在一起合成一副来玩,从此纸牌就变成120张。大约到了清道光年间,宁波出了一个叫陈鱼门的人,把在清朝官吏看来有损于权贵的尊颜,并暗含“叛逆违上”之意的“公、侯、将、相”牌改为“东、南、西、北”四个字。他又根据清朝的功名是考生在考举中取得,也有不少是爱穿白色衣服的有钱人捐资买官做的现象,把“文、武、百”三个字,改为“中、发、白”,含意是“中正、发达、纯净”,各4张,共12张,由此形成了当时流行的136张一副的马吊牌。但这样一来,纸牌的数量就多了,在取、舍、组合牌时就十分不便,人们从骨牌中受到启发,渐渐改成骨制,把牌立在桌上,打起来就方便了。此时的马吊牌,也有了麻雀和麻将的别称,都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音变。

  吴伟业一定无法想象,他深恶痛绝的马吊,居然风行后世几百年间,势头有增无减。而且,晚清时期,那些醉心功名利禄的人,更明目张胆拿马吊牌作为官场通行证。

  想当官?和管事的领导打麻将就行了

  晚清时期,在列强虎视眈眈下艰难求生的清政府,也在寻找兴国的良方。为了适应新形势,财政改革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  1903年4月,没落的清政府为了解决因赔款而带来的财政危机,宣布成立财政处。同年8月,又设立商部,聘请张謇等有经济实力的实业界人士为顾问。财政处和商部的设立,名义上是“整顿财政”、“奖励工商”、发展实业,实质上是引诱资产阶级为清政府“广开利源”,增加财政收入,偿还帝国主义列强债款。同时,也为列强的资本输出,在华筑路、开矿、办厂创造方便条件。

  可想而知,在新近成立的财政处和商部,大有油水可捞,于是不少人动起了脑筋。清人胡思敬在他的《国闻备乘》里,就有一段这样的记载。商部设定后,空出了不少位子,于是有门路的人纷纷来京城找路子,这其中就有胡思敬的两位同乡——萧敷训和周维藩。在当时的北京城,专门有一撮人收钱为人买官。不了解情况的萧敷训,稀里糊涂就信了一个人,前后花了十万金,最后只捞了一个虚衔。周维藩则比他聪明得多,他通过关系结识了商部尚书载振。“日陪载振斗马吊,输至十余万,但派会计司行走而已。”载振打牌打得开心,周维藩的官衔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  一个靠着麻将牌选择官吏的国家,就像吴伟业说的那样,离死亡不远了。而实际上,在清朝之后的民国,麻将之风更是有增无减。无怪乎,胡适等有识之士,要痛批麻将了。

  附:著名学者于光远支持麻将申遗

  在采访中,记者无意中获知,早在2008年,一个名为世界麻将组织的民间组织,就已经将麻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文化部了。2008年申报失败后,2009年,该组织二次申报。记者辗转联系到该组织,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他们的确在做这件事情。工作人员还称,他们这个组织,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发起并创建的。

  难道于光远先生不知道麻将备受争议的历史吗?他为何要这样做?记者就此询问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时,她作出了这样的解释:“其实,麻将发展的历史,可上溯千年。作为一种古老而又不断被革新的游戏,麻将玩法里包含了运筹学、统计学、逻辑学、算术等诸多知识,甚至可以说,麻将是最好的益智游戏。”

  马惠娣主任说,去年,她受于光远先生的委托和启发,开始研究麻将文化。“于先生告诉我,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,从西方人爱玩的桥牌里发现了博弈论,并使它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。我们中国的麻将,包含的科学不逊于桥牌,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麻将发扬光大?”

  至于麻将那些“不光彩”的历史,马惠娣主任认为:“那是人的过失啊,明朝亡于麻将?,为什么要归咎于无辜的麻将牌?在赌风盛行、官场黑暗的明末、清末,即使没有麻将牌,人也会找到其他工具去博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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